朱棣为什么急于把国都迁到北京? 朱棣迁都之谜

朱棣为什么急于把国都迁到北京?朱棣迁都之谜1368年,当徐达的军队攻入元大都之时,京畿地区实际上已经脱离中原汉族政权的统治达四百多年。元末天灾频仍、战乱相继,元大都迅速衰弱。徐达大军攻入城中之后,朱元璋出于对故元残余势力反复的考虑,将城中原有居民迁往今天的河南开封等地。平定元大都后,朱元璋下诏改元大都路为北平府。洪武二年(1
朱棣为什么急于把国都迁到北京? 朱棣迁都之谜

  1368年,当徐达的军队攻入元大都之时,京畿地区实际上已经脱离中原汉族政权的统治达四百多年。

  元末天灾频仍、战乱相继,元大都迅速衰弱。徐达大军攻入城中之后,朱元璋出于对故元残余势力反复的考虑,将城中原有居民迁往今天的河南开封等 地。平定元大都后,朱元璋下诏改元大都路为北平府。 洪武二年(1369年)的人口统计说明,昔日百万人口的元大都,仅剩一万余人。北平已成一座空城,人口离散,郊野荒残。

  迁移新都

  随后,经历洪武初年大规模移民运动,北平的城市人口,有所增加。至洪武八年,北平的人口规模,达到了十万左右。除了北平城原有居民之外,约有三 万人是来自山西、浙江的移民,而六万人,则为北京驻军及其家眷。驻军远多于居民的特点,也体现了北平在明初最重要的职能:作为针对“北元”的军事基地与防 御性城市。除了城内十万人之外,在郊区,有大量的前元朝投降的官员、部队及其家属,被编入到周边的一些卫所之中。

  尽管洪武初年的移民为北平城提供了新的人口,但与江南富庶地区的重要城市,如南京、杭州、苏州相比,北平的人口规模,仍有相当大差距。不仅北平如此,除山西省之外,几乎整个中国的北方,在经历元末的战乱与饥荒之后,人口都大量下降。

  洪武大移民后,北方中国有所复苏,然而这一进程也是相当之缓慢,并不能在一代人就能完成。及至1399年新的内战开始,北平城的总人口,仍在十五万以下,而占半数以上的,仍属卫所驻军与军属。这也说明,在洪武朝的三十年间,北平城的职能,并没有大的转变。

  建文元年七月五日(1399年),朱元璋第四子、就藩北平的朱棣起兵叛乱,史称“靖难之役”。“靖难之役”造成的后果,是北方地区的人口再度下 降。据史书统计,战后“顺天八府所属在人户十八万九千三百有奇”。“顺天八府”管辖的区域,大致与今天的河北省相当,并包含了北京与天津。

  尽管北方再罹兵祸,但随着以北平为中心的燕王势力赢得了战争,明朝的政治权势,也随之向北移动。朱棣入南京,夺得大统。这个变化的必然结果,是尽管首都仍被定在南京,但在政策取向上,它却天然地偏向于北方。

  抬升北方政治实力的第一步骤,是将原洪武建文两朝的北平,升级为北京。 北平与北京,仅一字之差,但在行政区域规划上,却有天壤之别。北平从“府”提升为“京”,等于是为明朝奠定了南北两京的政治格局。

  洪武之后,元大都旧城已被破坏殆尽,只剩下燕王府作为藩王府邸被保留了下来,气象大不如前。要提升为新的首都,势必有浩大的工程营建。永乐四 年,明成祖遣尚书、侍郎、副都御使、佥都御史等员七人分赴五省采木,督军民匠役烧造砖瓦,并命工部征天下诸色匠役、军士、民丁,明年赴京听役。从上述的事 实可以看出,营建北京,工程浩大,几乎调动全国民力。

  在明成祖迁都北京的政治考量中,除了因“靖难之役”导致的人事、政策偏向之外,“天子守边”论,是长期为后世史家重视的一个说法。《明太宗实 录》中,一再记载成祖前五年尽管长期在南京,但相当关注蒙古的军事动向。随后,几乎与营建北京同步,成祖于1410年、1414年、1422年、1423 年、1424年五次亲征漠北,深入沙漠,终至马革裹尸榆木川。明成祖用兵北方的用意,是寄望于一朝扫平漠北,不遗子孙祸害。从而使得迁都北京不再受军事上 的威胁。

  明弘冶年间的大学士丘也从军事角度论述成祖迁都北京的用意,丘说:“文皇帝迁都金台,天下万世之大势也。盖天下财赋出于东南,而金陵为其会;戎 马盛于西北,而金台为其枢。并建两京,所以宅中图治,足食足兵,据形势之需要,而为四方之极者也。用东南之财赋,统西北之戎马,无敌于天下矣。” 以军事角度论,从北京发兵,向沙漠进攻,利于军队及后勤补给的调动,最高军事领导人也易于判断蒙古的军事动向。但仅从单一的军事角度立论,显然回避了成祖 与南京的紧张关系。

  从明初三代对蒙古的策略来看,朱元璋对“北元”采取的政策,是积极防御,而成祖则是积极进攻。这两种态势,都没有使得明朝与蒙古关系发生根本改 变。永乐帝通过迁都、军事进攻廓清漠北的做法,最终证明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策略。迁都北京之后的两百年间,明帝国的首都与北方地区,反复遭受到塞外民族的入 侵。成祖五征漠北,最终只赢得了二十五年的短暂和平。

  不过,无论是成祖与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,还是蒙古的军事动向,最终产生了明永乐初年的两京制,并在永乐十八年正式迁都北京。或多或少,永乐帝对 于功业的追求,都与篡逆者的心理期待有关。朱棣常自比唐太宗,有意仿效之。唐太宗以玄武门之变篡夺建成太子之位,开唐初盛世。以功业抹去篡逆恶名,成祖的 举动,与此相仿佛。无论政治与军事,永乐帝都与明初洪武、建文二帝坐守金陵以治天下的取向相悖,永乐的帝国之梦,征交趾,下西洋,通西域;而重心,则始终 在北,更在于北京的安危与强盛。

  重心北移,这就产生另一个永乐朝的大变动,由南方向京畿地区大规模植入军队、富户、民人以及工匠等人口,在1368年的毁灭与“靖难之役”的废墟上,新造北京城。

  营造北京城

  将军事重镇升格为帝都,将政治、经济与文化功能全部植入进来,等于是打造成一座完全不同于洪武期间的新城。由此,永乐朝对于北京大规模的人口迁入,就完全不同于洪武朝民人与军事占主体的人口特征。

  改造北京的城市属性,首先就需要打造新的地基。这一措施的第一块基石,体现在迁徙江南富户入京之上。永乐元年,徙南京、浙江等九省富民实京,万 历年间顺威海历史故事天府尹王之垣给朝廷的报告中有“国初从浙江等处富民三千八百余户以实京师”,以富户每口6人以上算,此批富户的总人口,应在2万以上,并且居京者 居多。除元年的这次诏命富户充实北京之外,永乐二年,再诏“徙广东富户实京师”,人数不详,不过可以推测总体规模,应当小于元年的诏令。

  富户北迁,带来不仅是南方相当成熟的商业产业体系,同样,这些富户持有大量的资本,北上之后,进一步活跃了北京的资本市场。富户在北京的生计,所在多有。其中不少人,从事农副产品的生产与贩卖,更有从事南北海陆货运的商贾,集中于京师。

  永乐年间的金幼孜曾描绘北京城“闾阎栉比,云簇,鳞鳞其瓦,盘盘其屋,马驰联辔,车行毂,纷纭并驱,杂沓相逐,富商巨贾,道路相属,百货填委, 邱积山蓄。”金幼孜的说法,存在一定的夸大,但也说明了北京城在永乐朝后期相当繁盛的局面。迁徙富户,在极短时期之内为北京制造了商业繁荣,这是不争的事 实。然而富户虽然附籍应天,却仍承担本籍徭役的特殊情况,导致富户与其产业、亲属相隔离世界历史纪年表。京城富户,多有南返之愿。中央政府的人口控制能力,也一再下降。 永乐初相对严格的政策,遂一再变异。宣宗之后,附属应天籍的富户,屡有南逃。至明中后期,永乐初期迁徙北京的三千八百富户,留北京的,仅剩二百余户。

  迁徙富户,只是永乐初年向北京进行人口与财富转移的顶层设计,与之配套的,势必是大量的民人、工匠以及为加强军事力量的卫所人员迁入。这些迁徙过程,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群体加以考查。

  第一类,是将各类罪犯及其家属迁往京畿附近。建文四年(1402年),迁罪犯及其家属至北平,人数不详;永乐元年(1403年),诏“发流罪以 下垦北京田,犯杖罪者给牛具种子,五年后赋役如民田;犯徒流迁徙者不给直,三年后如民田例科差”,人数不详。永乐四年,谪吏遣边,迁湖广、山西及山东的郡 县官吏共214人(户)往北京,谪吏遣边。永乐期间数次发罪谪至京,总体来看人数规模并不太大,总的人口规模,应在一万以下,且多数应配置在北京周边。

  第二类,移民实京。建文四年九月,迁山西、山东“丁多田少或无田之家”入“北平各地”,规模不详。永乐二年、三年,两次迁山西民至北京州县,每 次1万户。永乐五年,再迁山西及山东民人5000户至北京州县。移民实京所迁徙的人口,规模较大的,以上述数据中评估,永乐前五年植入到北京及京郊人口, 就至少在12.5万以上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些移民,也应当不是在成居民,因为它是作为垦田移民而进入北京地区的。

  第三类,南京民人、匠户入京。大规模的北京重建,需要大量工匠的移入。永乐期间,迁南京民与工匠2.7万户迁入京。这一批人口,应在十三万人以上,这些人口,多数居住在京城。

  第四类,文武百官及吏员。北京作为新的首都,移植南京的政府官员,自是题中之义。此类人口及家属,约在2万人左右,居京城。

  第五类,驻京卫所。以京城之中,驻军的庞大,是可以想见的。及至永乐末年,《明史兵 志》载京城卫所,达72卫之多。明制,一卫为5600人。那么,仅京郊地区的驻军,就达到了40万之多,这些卫所,大部分是从南京附近转移而来。驻军及家 属,应在120万人左右。其中,各门的守卫中就有12卫关羽的历史故事,约6.7万人,合家属,应在20万人左右,居京为主。

  第六类,少数民族降民。洪武、永乐、洪熙、宣统四朝,不断有少数民族移入北京,其中以蒙古降人居多。这些移入北京城的少数民族人口数目,史书对 于记载并不清晰。其中,数量最大的一次,为洪熙元年(1425年)的一次内附,人口数为572人。宣德年间,进士李贤曾上疏谈到京畿的蒙古降人:“切见京 师达人不下万余,较之畿民,三分之一。”这里的“万余”,应当指户数。但到底有多少少数民族入住北京,则没有清晰的说明,也因为少数民族的“户”不能以汉 族中户的统计单位对等,这一人口规模,就难以评估。另外值得说明的是,蒙古降人户籍,多数入卫所军籍,所以它的总人口,与卫所军户的数量,又有一定的比例 关系。

  大体来看,永乐年间(1403~1424年),历次人口植入北京及京郊地区,总人口应在150万以上。不过,我们仍难以知道居住在北京城中的人口,究竟有多少。根据人口史学家的估算,这一时期北京城的驻京人口,已经达到八十万之多。

  1403~1424年,一中国历史上的完人座新首都被建造起来。相对于江南地区诸多大城市,是通过历史文化与社会交融生长出来的情况不一样的是,明初的北京,明显是通过政治权力捏合并拼凑起来的一座城市。

  相对于明王朝的中心区域(黄、淮、长江),北京是一个新归附的陌生城市,它有四百多年的时间处于“异族”统治之下。并且,这次大规模的人口移 植,明显带有强力迁徙的特征。而此次迁徙中,最值得注意的,是富户、匠户与及军户三类人口,这是北京在城居民中,占据数额最大的三个群体,并且这三类人, 基本都由南方迁徙而来。

  从江南至于塞下,携家带口,千里迢迢,路途遥远,在古代条件下,这种迁徙对于平民来说,相当不易,对于富户来说,也并非易事。

  这还仅仅是旅途的艰辛。对于迁徙者来说,更有一种背井离乡的仇怨。自宋之后,中国的经济中心,已经转移至江南地区。这一地区的民人、工匠、富户,迁徙之前的生活条件,相对较为优越。他们被迫使进入另一种生活空间,诸多不满,淤积于胸。

  再有,大量少数民族中的归顺者被安置到北京周边,对北京的社会稳定,也构成一定的压力。在古代社会,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治妥协往往难以有效地维系下去,叛服无常引发战争,是相当常见的现象。

  相对于内部人口结构的不稳定而言,北京城还面临“北元”的军事压力,即使是永乐中国历史遗产有哪些帝这样的雄才之主,也只能解决一代人的和平。

  不难想象,这个在沙盘之上新铸的庞大京师,虽然外观恢弘壮丽,人口繁盛一如蒙元时期,却时刻处在紧张与困惑之中。从人口迁徙的角度,也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可以回 答,为何终明一代迁都之议始终不绝,并且这些倡议,往往是由京师的达官显贵发出。对于在京南人来说,这个勉强捏合的沙盘,不过是政治强力对南京的粗糙复 制。尤其是15世纪,人口初迁之际,这种对南方故土的怀念与对强制迁徙的怨恨,都是引发北京危机的动乱之源。

  脆弱的城市

  1425年夏,建都不足五年的北京城动荡不安。

  这一年五月十三日(阴历),48岁的明仁宗朱高炽暴崩于钦安中国历史军殿,在位时间,不到一年。仁宗暴崩,谣言纷纷,人心扰攘。皇太子朱瞻基,此时奉旨祭 奠南京孝陵。南京与北京在古代交通条件下的信息往来,至少需半月。但随着仁宗在北京突然崩逝,朱瞻基仍在南京,皇位空缺的危险出现了。

  1425年5月至6月这段帝位更替的时日,山东安乐州汉王朱高煦的间谍在城中四处活动,侦取信息,联络政要。朱高煦主要的活动对象,集中在军 界,也就是北京城这些卫所的指挥官之中,甚至包括掌中军都督府、太师张辅。朱高煦在军中素著威望,蓄谋在朱瞻基返回北京的路上截杀之。

  但朱瞻基并非庸才,处明初风云变幻的政治动荡之中,他对于皇位空缺引发的政治危机,相当敏锐。在南京听到仁宗驾崩的急报之后,朱瞻基星夜返京,昼夜兼程,于六月三日,就返回了北京,避开了朱高煦的伏击,化解了一场政治暗杀。

  1425年宣宗继位时刻的政治危机,正是北京城政治裂痕的一次展露。当然,它首先仍是朱元璋龙子龙孙的帝位传递问题,而后才是北京城的内部安置,这是一个相当长远的问题。同样,明宣宗对于问题的症结,也相当之了解。

  1425年酷热的六月,尽管宣宗已经回京,但为防止动乱,京师戒严的命令犹在。朱瞻基曾要求张辅体恤士卒、解除戒严,后者认为,解除戒严必须在 朱瞻基登基并稳定人心之后。按照礼法,老皇帝去世,新皇帝继位,需要群臣、亲王三次劝进,储君不断表示谦让,最后“不得已”才能继承帝位。这是一个相当繁 琐、又必须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“让受”过程。朱瞻基的继位,就在这个劝进过程中,拖延了半个多月,直至六月二十七日,才正式登基,宣布翌年为宣德元年。

  即位诏书按照新君登基的惯例,罗列了一大串赦免与宽仁新政。但颇为耐人寻味的是,作为一份针对全国性的政治纲领性文件,诏书特意谈到处理北京地 区匠户的办法:见起在京做工人匠,有二丁三丁者放回一丁,四丁五丁者放回二丁,六丁以上者放回三丁,其单丁应役二年之上者,放回休息。内有犯罪被刑剜剌, 已成残疾者,即与开除本身差役,全其余生。其无知小人挟仇妄指平人为匠者,今后有司宜严加禁止,违者罪之。

  诏书中的“匠”,是指入匠籍人口。匠籍与军籍,是明代较低的一个社会等级,这两籍之民,不得应试,并世代承袭。诏书中也清楚地说明,匠籍中,还包含了犯罪者, 永乐初迁徙的罪犯,就应当入了匠籍。同时,也有平民被诬陷入匠籍者。

  在永乐年间大规模向北京转移的人口中,仅一次就迁徙南京匠户5000入京(约2.5万人),加上作奸犯科被贬入匠籍者与及被划入匠户的人口。在京城中,匠人是一个有四五万之众的庞大底层人群。显然,这个群体是极其容易滋生不满乃至于引发政治动荡的。

  诏书中的“放回”,当指脱离差役。这是宣宗极大的恩赦,抚慰京城底层劳役群体长期营建北京中外历史故事作者、山陵工役的不满。在应对了匠人劳役问题之后,宣宗在即位第二天,进一步赏赐京师军中国历史思维导图、匠两籍:上以京师见役军伍、匠,劳勤日久,人赐绵布二匹钞、五锭鞋二双。

  就明代的军籍民人而言,尽管不能脱籍,也不能参加科举,但军队支配有大量田产,军士也享有一定的屯田数目。由此,也可以理解宣宗在安抚北京军、匠两籍上的举措不一。对于匠人,宣宗高调赦免劳役并有所抚恤,对于军籍,则是赏赐财物。

  随后,宣宗对北京地区的民人,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恩赏,人数多达历史趣故事三十二万九百五十人,赏银九十六万三千八百二十九两。明初,一两银子可购大米二石,以今天的标准换算,一石约为94.4公斤。这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宣宗恩赏力度之大。

  非但如此,恩赏遍及权力机构运作的所有相关部门人员。宣宗的这一行动,相比起对匠户与军户安抚措施来说,不仅规模更为宏大,牵涉社会各阶层的人员更为广泛,它甚至还针对在京的朝贡使臣及其庞大的随从赏赐。

  在宣宗即位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,连续三次对京畿之内的民人,进行政治赦免与恩赏,这一态势,足以说明的宣宗所继承的北京城,远不是那么那么太平。

  宣宗所应对的问题,不仅仅是来自乐安州汉王朱高煦的挑战,他更为忧心的,应当是这个沙盘之上的北京城的断裂。明宣宗所作的一系列努力,换取了短暂的回报。

  1426年,朱瞻基亲征叛乱者朱高煦。在讨逆之前,朱瞻基事先公布朱高煦的罪行,其中一项,是乐安州使臣要求皇帝诛杀户部尚书夏原吉。而永乐、 洪熙与宣德三朝重臣夏原吉,正是宣宗即位之际京城各项仁政的执行者。朱高煦的谋反理由,显然是对成祖靖难起兵的拙劣模仿。京城之中,出现了空前一致的团 结,民人为朝廷主动提供战马者,不在少数。

  对于北京城来说,一年前的人心汹汹,似成过去。明宣宗的平叛工作,进展得也相当顺利,大军兵临安乐州,朱高煦出城受缚。随后,宣宗在军界查出山 东都指挥使靳荣、天津卫镇守都督佥事孙胜、山西都指挥张杰、杨云等与朱高煦勾连,这些都是军中的高级将领,而整个朱高煦谋反案,总共被诛杀者640余人。 人数之众,大概是明洪武蓝玉案之后,牵涉军界高层最为广泛的案件。

  1426年,这大概是明帝国定都北京的两百二十余年中,难得的团结之年。而在明王朝的大部分时间中,北京城仍是一个通过政治权力强制捏合并创造出来的沙盘,它时刻有崩裂之虞,这将在往后的两百余年中,反复出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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